自动驾驶发展中的科技叙事

当我们刷着手机，满眼都是AI日新月异的讯息，这多大程度上是既已成真的社会现实，还是一种为了通往未来世界，有意为我们营造出的愿景叙事。

要理解自动驾驶技术为何能在波折中维持运行，必须先颠覆传统的科技认知，完成从“技术决定论”向“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科学（More-than-human social science）”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视角翻转。在传统观念中，技术往往被视为纯粹的工具或独立演进的客观实体。但在超越人类主体的社会科学的视野下，自动驾驶绝非一个孤立的算法或几颗雷达的组合，而是由人类、非人类、以及各种意义要素高度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技术组合体（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

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中，计算机科学家、体验者、政府官员，与高精度GPS、激光扫描仪、车辆底盘、复杂算法，乃至宣传文案和科幻符号，共同处于对等的互动状态。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研究科技社会问题时，不能将“技术”与“社会”作为两个割裂的因果变量来看待，而应该去考察它们如何在每日的实践中互相塑造、共同生产。技术并不是天生可行或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它成功稳定了这个人与物的巨大网络之后，它才会在事后显得顺理成章。而在网络尚未完全稳固的阶段，它往往充满了混乱、妥协以及极高的脆弱性。

二、实验室的理想与现实：AutoNOMOS项目的宏大叙事与内部停滞

为了揭示这种高科技项目的脆弱性，博斯深入到柏林自由大学（FU Berlin）的 AutoNOMOS 项目组，进行了为期数年的深度田野调查（2012-2015）。柏林自由大学并非传统的工科强校，缺乏汽车工程或重工业的深厚背景，项目成员大多是纯粹的计算机科学家。

在这个非典型的实验室里，项目创始人劳尔·罗哈斯（Raúl Rojas）教授面对媒体和资助机构，精心构建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绿色城市”马赛克愿景。与早期硅谷团队强调“减少交通事故与伤亡”的微观安全叙事不同，AutoNOMOS 从城市规划的宏观视角出发，将自动驾驶巧妙地绑定为“共享网约车（Autonomous Taxis）”的终极形态。罗哈斯设想，如果无人驾驶汽车能够做到随叫随到，城市就不再需要停满私家车，原本被闲置私家车占据的城市空间将被释放。通过这种技术转型，100万辆私家车的出行需求可以用10万到20万辆共享无人车完美替代，城市将因此变得更加绿色、宜居。

然而，宏大的技术愿景与冰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田野调查揭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悖论：在经历了220万欧元的资金高潮后，项目因后续资金匮乏和人员流失而陷入了学术窘境。在内部，技术开发陷入停滞，团队只能对核心代码进行修修补补，部分子项目甚至被迫进入“冬眠”状态。但在外部公关中，项目依然显得繁华异常，频繁接受采访并在电视上进行演示。团队成员甚至私下抱怨，他们这两年基本上只是在向媒体展示这辆车，技术上根本没有任何实质进展。这种外部的高调曝光与内部的停滞维护，构成了维持该技术生命的核心张力。

三、代码里的男性气概：从机械掌控到算法主宰的身份重构

在传统现代文化中，汽车向来是男性气概（Masculinity）的核心载体，它象征着速度、控制、机械狂热以及掌控方向盘的绝对尊严。然而，自动驾驶技术的终极目标恰恰是剥夺人类的驾驶权。在主流文化叙事中，这种剥夺甚至常被戏称为对传统男性控制欲的“阉割”。那么，在一个几乎全由男性计算机科学家组成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实验室里，他们如何在开发这门剥夺驾驶乐趣的技术的同时，安放并重构自身的男性气概？

博斯发现，项目成员并未放弃对汽车的迷恋，而是将传统的机械狂热转化为了对代码的硬核控制。他们沉浸在被叙述为英雄主义远征的“通宵写代码（Coding Nights）”中，通过将复杂的物理交通和突发的路况路面，转化为可以通过C++算法与机器学习进行捕获、调试的数字对象，实现了另一种更高维度的技术主驾（Technical Mastery）。

这种身份重构同样精妙地体现在车身符号上。实验室的实验车被称为 MiG（MadeInGermany）。为了防止被路人误认为是谷歌街景车，团队在车身后面贴上了极具复古科幻色彩的机器人图案，并写着：“这辆车是自主驾驶的，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乘客。”这不仅是一个功能性说明，更是一份骄傲的身份宣言。它通过重构人机关系向外界表明，这个纯男性的极客团队已经成功驯服了重型机械，并将其进化成了听话的智能机器人，从而在算法世界里完成了对男性气概的数字重构。

四、照料脆弱系统：假装放松的驾驶员与精心剪裁的政绩路线

在传统的技术宏大叙事中，科学家通常以“颠覆性创新英雄”的形象出现。但若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就会发现高科技背后充满了被黑箱化的“照料（Care）与维护（Maintenance）”劳动。自动驾驶车辆在精心剪辑的宣传视频中仿佛无所不能，但在真实的复杂世界中，它其实像一个极度敏感、随时可能夭折的婴儿，必须依赖人类全天候的隐形照料才能存活。

在柏林街头的实际路测中，这种照料表现为驾驶座上全神贯注的“安全驾驶员（Safety Driver）”。他们必须时刻保持精神高度紧张，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准备在算法误判、传感器失灵、或者遭遇激进的真人司机时，在瞬间夺回控制权。这种看似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实质上是一种人类对机器系统进行的高强度精神照料。

愿景不是单向输出的，它要不断应对质疑。在德国，自动驾驶从一开始就饱受批评：巴登-符腾堡州的交通部长公开说，自动驾驶是在“阉割德国驾驶者”；保时捷的高管直言，驾驶乐趣是汽车的灵魂，不能被 AI 夺走；民间调研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不敢坐完全无人的车。

面对这些反对声音，项目组从来不会硬杠，而是准备了多重“合理化”可以灵活切换的叙事策略。

面对通勤上班族，堵车是折磨，自动驾驶能让你在路上休息、看剧，把浪费的时间还给你，把“失去驾驶权”换成“获得休闲权”；

面对爱车的老司机，自动驾驶只是辅助功能，手动模式永远保留，你想自己开随时可以，消解 “被剥夺”的焦虑；

这些话术或许彼此矛盾，却完美地服务于同一个目标：让自动驾驶的愿景，在任何质疑面前都能立住脚。博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是什么，而是大家愿意相信它是什么。

“很好地讲述故事”被视作科技项目成员不可或缺的能力。项目的持续推进有赖于第三方资金支持。项目成员们寄望于通过有效的创新传播来提升获得更多资助的可能性，并促使监管机构对自动驾驶技术持支持态度。

叙事能力的培养是技术研发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创新传播并非技术研发完成之后的附属环节，它本身就是创新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要抱着什么态度，去听故事、去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