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迈得咨询（智库）、省博士俱乐部、省恒生律师事务所 联合主办，中盈（广州）航空、埃毕迪数字科技 共同承办的第257期《AI时代，穗港深从创新集群到世界级都会区》学术沙龙近日在广州颐和大厦举行，围绕“无人驾驶落地对城市与市民的影响”展开讨论，寻求无人驾驶产业赋能城市发展之道。今天继续推送专家学者们的观点文章。

傅鹏

广东省智能交通协会副秘书长、华南智库副会长

自动驾驶落地特大城市，

是一场超越技术的“治理大考”

导语：当前，自动驾驶正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落地”的深水区。作为汽车工业与人工智能的皇冠明珠，它被寄予了拉动经济、重塑产业的厚望。然而，当无人驾驶真正驶入广州这样路网复杂、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我们面临的将不仅仅是代码与算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涉及基建运营、公共安全、法理伦理与民生就业的系统性“治理大考”。

在日前迈得咨询（智库）组织的“自动驾驶对于广州市城市治理”论坛上，广东省智能交通协会副秘书长、华南智库副会长傅鹏指出：自动驾驶的落地绝非单一维度的技术突破，我们必须从“技术狂热”中抽身，进行理性的“冷思考”。

以下为发言核心观点的深度梳理：

一、技术与基建之辩：从“单车智能”到“车路云”的商业闭环之困

十年前，中美在自动驾驶路线上做出了不同的历史选择：美国押注“单车智能”，中国则选择了“车路协同”，并逐步演进为如今的“车路云一体化”。

不可否认，单车智能在感知与避障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交通工程与博弈论的角度看，单车智能的本质是谋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在当下“有人与无人混行”的复杂阶段，如果缺乏全局统筹，大量追求“绝对安全与个体最优”的自动驾驶车辆，极易在路口形成“死锁”，引发新型拥堵。

因此，中国坚定推行“车路云一体化”。但我们要正视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内大量的车路协同示范区，至今尚未跑通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前期政府与运营商投入巨资建设了海量路侧设备（RSU）与边缘计算节点，但“谁来管？谁来养？谁来买单？”的长效运营主体依然缺位。自动驾驶基础设施不能重蹈“重建设、轻运营”的覆辙，必须探索出类似“高速公路”或“市政道路”的长效运维机制与数据资产反哺模式，否则技术落地将成为无源之水。

二、安全底线之维：当“物理安全”与“网络信息”深度绑定

交通工程的核心三要素是：安全、效率、绿色。没有安全的效率，毫无意义。

尽管目前自动驾驶的单车事故率低于人类驾驶员，但几起极端事件足以让我们警醒：例如武汉某云控平台故障导致区域车辆全程异常停车，深圳等地也出现过智驾车辆被远程强制“锁死”的案例。

在生成式AI大模型（如最新一代的推理大模型）高速迭代的今天，自动驾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网络信息安全”与“物理生命安全”进行了深度绑定。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安全漏洞最多导致财产损失，但在俄乌冲突中我们已经看到，无人机等智能终端一旦被黑客劫持，就会成为致命武器。城市中数以万计的自动驾驶汽车，本质上是“带轮子的超级计算机”和“移动的数据中心”。一旦车端或云端遭到恶意大模型攻击或网络瘫痪，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网络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必须与自动驾驶的落地速度同步甚至超前升级。

三、管理体制之殇：打破“行政区划”与“数据孤岛”的割裂

交通流天然是“全程全网、连续不断”的，但当前的自动驾驶管理却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

目前，国内推动自动驾驶往往以城市甚至“行政区”为单位划定测试区。管理平台、云控平台各自为政，标准体系不一，车辆数据互不相通。这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现象：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在A区是“合法合规”的，一旦跨越行政边界进入B区，可能就会因为数据断联或规则不认而被迫“降级”甚至趴窝。

对于广州这样多中心、路网高度交织的特大城市，这种“管理孤岛”和“数据孤岛”是致命的。城市治理必须跳出“画圈测试”的思维，从市级乃至大湾区层面，建立统一的云控底座、互认的标准体系与跨域协同的管理机制，真正实现全域全时空的无缝管理。

四、法律与伦理之困：跨越“刑事责任”与“道德算法”的无人区

这是我认为是当前广州等特大城市自动驾驶落地面临的最大瓶颈。

近年来，深圳、广州相继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如深圳实现L4级全域开放并强制要求高额保险），在民事责任的界定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但是，刑事责任的认定依然是法律空白。

举个真实的行业痛点案例：某头部企业的自动驾驶车辆在发生轻微刮碰后，因车内无人值守且系统未能准确判定事故严重性，选择了“继续行驶（扬长而去）”。如果是人类驾驶员，这毫无疑问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但在智驾领域，是追究远程安全员的責任？是追究车企的刑事责任？还是系统算法的“过失”？现行刑法体系以“自然人”为主体，面对AI系统，法律管理依然处于盲区。

此外，伦理困境（电车难题）正被代码化。在高速紧急避险时，前方突然出现行人，后方有大货车，右侧有正常行驶的车辆。AI算法该如何抉择？是选择保护车内乘客，还是最小化外部伤害？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道德量化问题，不仅是技术难题，更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哲学与法理挑战。

五、产业与民生之衡：警惕“技术替代”带来的短期社会阵痛

房地产下行后，自动驾驶被各方寄予厚望，视为拉动经济的“新支柱”。但作为城市治理者，我们必须具备跨周期的审慎眼光。

回顾历史，历次技术革命在长远看都极大提升了生产力，但在中短期内，往往会对传统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结构性失业。当前Robotaxi和无人配送车的大规模铺开，直接替代的恰恰是城市民生就业的“兜底蓄水池”——网约车司机与外卖小哥。如果技术落地过快，而新的就业岗位未能及时创造，将对城市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同时，自动驾驶将几何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未来，城市对停车位的需求将大幅锐减，满足同等出行需求的车辆总数也会下降。这不仅是交通问题，更是城市空间重构与土地经济的大问题。释放出的巨大城市空间如何重新规划？对传统汽车后市场、保险业的冲击如何对冲？这些都需要城市治理者提前布局、审慎评估。

【结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智能治理之路】

自动驾驶无疑是人类科技的巨大进步，长期来看，它必将重塑我们的城市形态与产业格局。但在落地过程中，我们不能陷入“唯技术论”的狂热。

作为特大城市，广州在推进自动驾驶落地时，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在技术、安全、管理、法律伦理与产业民生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车“开得更聪明”，更是要让城市的治理“变得更智慧”。 只有规避历史上技术革命向产业革命过渡时可能引发的短期社会阵痛，实现科技升级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的协调统一，我们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动驾驶城市治理之路。

(本文作者傅鹏，广东省智能交通协会副秘书长、华南智库副会长、西安交通大学工学博士。）

出品：迈得咨询融媒体中心   责任编辑：张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