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航局原局长冯正霖:提振消费要与发展新兴产业协同发力,低空经济蕴藏万亿元经济规模
当前,提振消费面临信心不足的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稳定消费预期?
预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变量。在市场经济中,预期不仅反映经济状况,更能通过影响消费、投资、风险偏好等行为,反过来塑造经济增长。可以说,市场的信心指数,往往取决于稳定的预期,它决定了企业敢不敢投资、居民敢不敢消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源能不能优化利用和调节效率会不会打折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这既是对当前消费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成为拉动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提振消费提出的明确预期举措。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虽呈现复苏态势,但仍存在居民消费意愿不足、预防性储备上升等问题和倾向,深究其背后原因,“预期不稳”是关键症结之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居民消费并非仅由当期收入决定,更受未来长期收入、支出及风险预期的影响。当居民对未来收入、支出、消费环境缺乏稳定判断,信心不足时,“不敢花、不愿花”的心态便会占据主导,就会制约消费潜力释放。
因此,提振消费不能仅停留于短期刺激政策层面,更需在“稳预期”上持续发力。只有稳定了预期,才能让消费者有消费信心,推动消费市场真正活跃起来,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理解更加积极有为?
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经济工作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为提振消费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预期,可有效防止部门政策“合成谬误”的产生,构建了引导增强消费信心的长效保障。
我认为,政策的确定性是预期稳定的重要来源,缺乏稳定的政策环境容易引发市场观望情绪,而持续稳定的政策导向则能引导消费行为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消费问题,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从政策实践看,“两新”政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持续推进,推动了国货潮品、绿色智能产品等消费热点的形成,构建了短期刺激与长期引导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
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注重制度建设,如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等。这些长效机制的构建让居民对未来政策走向更有稳定预期,从而更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
你刚才提到,稳预期对提振消费至关重要。但每个社会主体的预期都不一样。稳住消费预期,应该如何发力?
当前,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1.9亿户经营主体以及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因此,提振消费对着力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推动经济运行和市场预期持续向好均具有关键作用。但提振消费绝非简单的刺激政策叠加,而是一场围绕“稳预期”展开的系统工程,是重塑消费者面向未来的信心基石。所以,通过稳预期来提振消费要精准施策,多维度发力。
首先,要稳宏观经济大盘。要立足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宏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相辅相成,从根本上为经营主体发展创造可预期、更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进而增强经营主体和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更加精准有力地挖掘消费潜力,释放消费潜能,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安全、可靠、高效的内循环。
其次,要稳收入预期。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是对稳收入预期作出的十分清晰的重要决策。收入是消费的源头,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则是决定居民是否敢于提前消费、升级消费的关键。要围绕稳收入预期,加大稳就业的政策持续力度。
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稳定民营经济发展预期,推动进一步扩大就业岗位。要不断完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着力改善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居民对未来基本刚性支出的可控性有更明确的预期,没有更多的后顾之忧。
第三,要稳市场供给。提振消费不仅需要消费者有底气,更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这就要求市场供给与消费需求精准匹配。通过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持续推动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供需良性互动机制。
此外,要稳消费市场的生态环境。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放心消费是提振消费的定心丸。创造良好的消费市场生态环境,树立充满信心的消费预期,要依法监管消费市场,保证消费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制止“花式促销、简单让利和‘内卷式’低价无序竞争”等市场乱象,加大整治力度。要大力发展信用经济,有效降低消费风险,让消费者从“存有顾虑”转向“主动选择”。
我们注意到,你多年来关注低空经济发展。“十五五”时期,低空经济能否成为支柱产业?目前推动进展如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实际上,这是对低空经济发展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和目标。
低空经济是依托低空空域资源,以民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为牵引,以各类技术融合创新为驱动,辐射带动相关领域和产业链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具有明显的新质生产力特征,是一个事关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对于拉动国内消费、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升应急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低空经济涉及航空制造、航空服务、航空旅游、航空教育、航空空域资源管理等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蕴藏着上万亿元的经济规模,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低空经济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产业政策,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中国民航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三级体系已建成,累计建成并联网28个低空飞行服务站,服务覆盖24个省份,建立13个无人驾驶航空实验区,民用无人机综合监管平台投入使用,北斗机载终端覆盖率达95%以上,低空目视航图已初具雏形。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各地根据发展需求,也在不断探索新实践,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以来,全国已有29个省份将低空经济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将发展低空经济列入了本省的发展规划或工作任务,更有多个省市已经发布或正在研究制定本地发展低空经济的支持政策措施。我国低空经济正在步入一个快速成长的新阶段。
近年来,低空经济发展很快,但也有代表委员呼吁,加强立法、避免野蛮生长等。你认为,应该如何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存在着缺乏顶层设计、空域资源管理不够精准、全产业链技术端到应用端尚未形成有效协同合力等问题。
主要表现在,低空经济市场政策、法规等制度体系尚未形成;完善的低空空域飞行安全、效率与经济性、公平性的全面评估机制尚需建立,空域协同管理机制仍有欠缺;低空要素数字化滞后,低空网络服务仍需优化;低空空域运行场景中存在高密度、大容量运行现象,涉及公共安全、空防安全、飞行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风险防控压力增大。
此外,低空经济产业迭代升级速度快,各相关领域在设施互通、数据共享、产品互适等方面标准化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场景、新产品、新模式的落地复制推广。
关于如何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我认为,首先,以传统通用航空转型升级和新型无人机产业创新发展为重点,推进低空经济发展走深走实。传统通航(有人)和新型无人机产业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于推动低空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新型无人机产业公众参与度高,应用场景丰富,是低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我国最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领域。
同时也应看到,传统通航飞行在远距离交通、大型作业、应急救援、国防交通等领域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转型升级中也具备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发展低空经济,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坚持双轮驱动。
其次,以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为目标,不断创新拓展应用场景。低空经济产业是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不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应用场景十分丰富。要持续加大低空飞行活动不同应用场景的政策和技术支持;要坚持需求导向,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业方向和产品结构,发展个性化、定制化服务,通过创新营销模式和拓展应用场景,有效提升产业的韧性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要以产业发展规划为引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低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产业链发展的聚集地,需要以产业发展规划为引领,集聚发力,共同推动。要从强化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上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要坚持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培育龙头企业,推进规模经营;要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避免“一哄而上”“局部过热”“为上而上”“盲目发展”;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吸引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
第四,以加快完善基础设施为支撑,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比如在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挥好现有智能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应用的基础作用,研究建立低空三维数字化空域地理信息系统,加快低空飞行航空地图编辑制作,组织推进北斗导航、卫星通信、自主飞行等技术应用,构建天地一体的低空通信导航监视网络,加快服务站规划建设,持续提升低空航空情报、气象服务能力。
再比如在航空器适航审定方面,要突破瓶颈,创新优化适航审定模式,完善分级分类适航管理方法,强化适航技术标准建设,探索完善适航审定路径。
最后,要以安全运行监管为保障,推进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监管模式创新。安全运行监管是低空经济飞得更远、飞得更好的保证。要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不断强化和落实个人、单位等低空经济参与者的主体责任。要坚持综合监管的理念,探索“行业管理+社会管理”的有效管理模式,试点推进行业与地方航空安全联合监管,实施分级管理。要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强化央地、军地、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政企间的合作,建立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的低空联合监管机制。同时要通过保险业等途径为低空经济发展助力。
文远知行创始人兼CEO韩旭:L3不会和L4抢生意,L3最终需要已具备L4纯无人商业运营能力的科技公司和车企共同实现
场景数据+成本控制是中国L4企业的核心技术壁垒
你曾多次强调,中国复杂的混合交通场景是培育自动驾驶技术的“绝佳试验田”。如今文远知行的技术已在全球8个国家验证,相较于Waymo等国际巨头,你认为中国L4企业的核心技术壁垒是什么?
场景数据的深厚积淀以及核心硬件的成本控制能力,都是中国L4企业的核心壁垒。
一方面,中国复杂的混合交通(人、车、非机动车混行,复杂城市交通及立交,广袤乡镇及城乡结合部道路),强化和打磨了自动驾驶车辆处理高随机性和高难度博弈场景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在海外市场(如中东)能够快速适应的底层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成熟的整车制造和自动驾驶产业链,我们基于车规级芯片和高性能传感器打造的自动驾驶套件,可以在保证安全冗余的同时,实现更优的成本控制。
当前行业普遍认为,2026年是自动驾驶的“决胜之年”。你认为未来3~5年,全球自动驾驶行业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未来3~5年,L4级自动驾驶将加速进入规模化商业应用期,一些城市将进入全城开放的阶段。我们将在更多城市看到“千辆级”,甚至“万辆级”的Robotaxi车队。
NBD:2026年,L3级乘用车将迎来大规模落地,有观点认为,这会分流行业资源、冲击L4级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节奏。你如何看待L2++、L3、L4三条技术路线的竞争与融合?
韩旭:事实上,我不认同“L3政策开闸会冲击L4商业化节奏”的观点,也不认为“L3会和L4抢生意”。技术方面,L3是简化版的L4,而不是简单的L2++的升级,从L2++跃迁到L3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认为L3最终需要由像文远知行这样已经具备L4纯无人商业运营能力的科技公司和车企共同来实现。
你曾提出“十五五”将是L4级自动驾驶商业化的“破局之年”,如今文远知行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车)已迈入“千辆时代”,2025年Q3毛利率更是同比激增1123.9%。在你眼中,L4商业化“破局”的核心量化指标是什么?
我认为L4商业化“破局”包含几个方面。首先是车队规模。截至2026年1月,文远知行在全球部署的Robotaxi车辆超千台,达到1023台,逐渐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是纯无人运营。当前文远知行在广州、北京、阿布扎比三个城市实现了纯无人运营,并将于近期在迪拜推出纯无人运营。2025年11月,文远知行还拿到了瑞士首张纯无人运营牌照。
另外,运营车辆单车经济模型(Unit Economics,简称UE)是否转正同样重要。2025年,文远知行中东子公司Robotaxi业务已实现经营盈利,这证明了公司在合适的运营效率(单车日均单量)和成本结构下,商业模式是跑得通的。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更多市场实现UE转正。
为达成这一目标,2026年公司最核心的资源投入将投向哪里?
资源投入方面,一是技术研发,包含基础架构、算力资源、人才招聘、模型训练等,确保技术持续的领先性和卓越的安全性。
二是加快海外市场扩张,特别是中东(沙特、阿联酋)、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利用海外市场服务单价高、汇率等优势,实现更优的经济模型。
三是扩大车队规模,预计搭建2000~3000辆Robotaxi车队规模。
“有序扩张、持续造血”资金储备足以支撑未来近十年业务发展
目前,已实现“美股+港股”双重上市,资本市场对文远知行的期待已从“讲故事”转向“看报表”。文远知行是否设定了更具体的盈亏平衡里程碑?
文远知行从成立之初,就坚持“技术产品化、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战略,重视通过优质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自我造血,为机构和个人股东提供可持续的长期价值,我坚信盈利是一定的。行业普遍的观点是自动驾驶科技公司将在2030年前实现盈利,文远知行正稳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
在当前的资本环境下,公司是倾向于继续通过融资扩张全球版图,还是会更注重现金流的健康度,甚至考虑通过剥离非核心业务来加速盈利?
在当前资本环境下,我们的策略是 “有序扩张、持续造血”,即我们版图扩张的目标市场,一定是有明确盈利预期的市场;我们重金投入的扩张项目,一定是有明确回报预期的项目。同时,我们保持了健康和稳健的资金储备,截至2025年9月30日,文远知行约有54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储备,足以支撑现有业务未来近十年的发展。
目前文远知行已形成覆盖出行、货运、环卫的五大产品矩阵,Robotaxi是旗舰业务。多场景协同发展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公司未来是否会调整资源配比,重点发力自动驾驶货运或环卫等业内认为“更易实现盈利”的场景?
高速载人(Robotaxi)与低速载人(公交微循环)、低速载货(Robovan)、低速环卫(Robosweeper)的技术底座都是相通 的。我们从创立伊始便确认了以高速载人商业化场景,即Robotaxi为主线的发展策略,后续在此技术积淀上,拓展出低速环卫、低速货运、低速微循环接驳等商业化场景,并拓展了L2级组合辅助驾驶解决方案。
这背后的技术核心是我们自研的WeRide One自动驾驶通用技术平台。WeRide One可以实现核心软件、硬件、云端的高度复用,让文远知行的技术得以规模化地应用于更加广泛的产品和场景当中,进而降低了研发、运营和供应链的成本,推动公司自动驾驶技术在各个场景中更加快速地实现商业化,服务广泛的场景和客户。
当然,我们不会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货运或环卫上,Robotaxi仍然是文远知行的业务发展重点。
今年1月,文远知行发布了自研通用仿真模型GENESIS,能够在几分钟内构建一个真实的仿真城市,复刻极端长尾场景。行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2026年的技术焦点将从“端到端”转向“世界模型”。GENESIS的发布,是否意味着文远知行在技术路线上已经押注世界模型?GENESIS与目前主流的“端到端”路线,本质区别在哪里?
“端到端”是指搭建一个AI模型,从信息输入到信息输出,不再经历分模块(感知—规划—决策—控制)从上游逐步到下游的过程,与之对应的技术路线是分段式、多模块的传统技术路线。
GENESIS作为一种“世界模型”,是一个具有高保真仿真能力的仿真平台,是AI对物理世界的模拟器,核心作用是在短时间内高质高效模拟各类极端场景,让模型训练和运营优化等工作更加高效、更加安全。
这两者是不同维度的技术术语,并不是不同的路线,且由GENESIS生成的数据,可以用于“端到端”的模型训练。
你如何看待“仿真生成的数据”与“真实路测的数据”在未来模型训练中的权重关系?
仿真生成的数据和真实路测的数据都非常重要。真实路测数据是仿真数据的重要参考,能够让仿真数据更具高保真性,而仿真数据解决了真实路测收集极端长尾场景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
从过去以路测为主的研发模式,转向“仿真驱动研发”,GENESIS能将文远知行的算法迭代速度提升多少?这种研发模式的转变,对自动驾驶技术的降本、商业化落地效率以及全无人运营的推进,会带来哪些可量化的改变?
GENESIS的应用显著压缩了物理路测的里程需求和人力成本,为文远知行降低了75%的数据采集和标注费用。
同时,它为文远知行构建了一个能够随时生成、扩展与进化的“数字宇宙”,借助 GENESIS,我们的“AI司机”可以在几分钟内熟悉全球任意城市的驾驶环境,加速自动驾驶的全球商业化部署效率。
另外,GENESIS内建的“AI诊断”模块能自动捕捉不理想的驾驶行为并归因分析,持续进化,这大大提升了自动驾驶算法的迭代效率。
自动驾驶公司跨界人形机器人成为近两年的新趋势。文远知行在通用AI和仿真模型上的积累,是否具备向具身智能迁移的技术复用性?你如何看待“自动驾驶是具身智能的第一站”这一观点?
更准确地说,自动驾驶是物理AI(Physical AI)的第一个大规模应用场景。
自动驾驶可以被理解为轮式机器人,两者都遵循“感知—决策—执行”的技术架构,技术的底层逻辑与一部分感知、决策、轨迹规划的算法以及仿真平台等都可以复用。
但自动驾驶汽车面对的是公开道路,安全是最高优先级,而具身智能机器人面对的多是室内场景,有一定的容错性,从这一点来说,两者还是有本质差别。
文远知行会考虑在今年乃至未来几年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吗?
我们会保持对这一赛道的持续关注,但现阶段的核心战略依然是聚焦自动驾驶主业。
文远知行的中长期战略目标是什么,如何持续巩固自身在全球通用自动驾驶领域的领先地位?
文远知行的中长期的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在全球部署数万辆Robotaxi。我们将坚持技术产品化、产品商业化的发展原则;抓住在中东、新加坡、欧洲等海外市场的先发优势,持续深耕,扩大在海外市场的车队规模、运营范围和市场份额;同时,持续投入技术研发,高筑技术护城河,扩大WeRide One通用技术平台、WeRide GENESIS仿真平台等的技术应用价值。
不断巩固和拓展各市场上下游合作伙伴网络,携手Uber、Grab等合作伙伴,实现从小规模商业落地到全球大规模商业落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震局原局长闵宜仁:加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防震减灾工作的应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距离汶川地震过去快20年了,想请你介绍一下,我国的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近年来取得了哪些进展?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提出“加强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与过去单纯强调地震监测相比,更进一步明确了“预警”的重要性,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高度重视。
之所以高度重视,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统计数据来看,全球伤亡最严重的十次地震事件中,有三次发生在中国大陆,分别是1920年海原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和2008年汶川地震。其次,中国地震灾害的特点是强度大、频次高、分布广。这主要由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中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的交汇部位,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挤压,地壳运动活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加强地震监测预报预警”实际上是包含监测、预报、预警三项业务工作。近年来,中央专项支持在云南、四川等地震多发区开展深井观测,在井下布设观测设备,以解决浅层观测的局限性问题。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是地震预警。需要明确的是,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测,而是地震发生后利用P波(纵波)和S波(横波)的速度差——P波传播速度快但破坏性较小,S波传播较慢但破坏性强——在S波到达前数秒至数十秒发出预警信息。这对于高速运行的高铁、电梯、燃气管道等设施的快速处置至关重要。目前,地震预警系统已经在多次地震中发挥作用,降低灾害损失。下一步重点是扩大应用场景,加强与管道公司、铁路公司、住建部门等的合作,使快速运转的基础设施能够及时停止运行。
防震减灾工作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抗震设防能力显著提升;二是监测能力大幅增强,不仅地表监测网络不断完善,地下观测也逐步推进;三是预警系统已形成业务化运行体系,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下一步,预警系统还将接入手机终端,通过大数据分析改进地震预警的盲区问题。
地震预报分临震预报、短临预报和中长期预报。临震预报和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难在哪里?
地震预报是中国地震局自成立以来就承担的重要任务,多年来形成了“长中短临”相结合的预报思路,在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等事件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总体看来,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短临预报目前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之所以难以突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下系统是封闭的,人类无法直接观测;二是现有观测手段主要在地表进行,难以准确判断地下应力何时达到临界状态。此外,地震前兆现象具有非唯一性,目前尚无法建立确定性的对应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每十年开展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确定,每年开展年度地震趋势预测,根据地质构造活动和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判断重点危险区,为地方政府防灾准备提供依据。
下一步,地震预报工作将加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整合地表观测体系(包括地电、地磁、地下流体等观测项目)的数据,结合深井观测数据,建立三维地震构造模型,通过人工智能学习推进地震预报研究。目前,中国地震局正与华为等企业及科研机构合作,探索建立“地震大模型”。目前这项工作仍处于研究和摸索阶段,在模型建立、算法优化、参数筛选等方面还需深入探索。
既然短临预报较为困难,未来我国的防震减灾有哪些重点工作?
第一,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分两个阶段对全国28条跨区域一级重大活动断裂全面开展探查,推进城市活动断层精细化探查,在国土空间和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中,科学避让风险区域。
第二,提升农村住房抗震设防能力。结合2020年之前的脱贫攻坚和之后的乡村振兴战略,国家投入资金对农村房屋进行抗震改造。
第三,推进城市地震安全韧性建设。包括城市老旧住房改造、基础设施加固等。同时,对自然灾害易发区的基础设施进行除险加固,如水库大坝等。
第四,完善监测预报预警体系。预报预警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已实现业务化运行,京津冀、四川、云南等重点预警区公众一般在震后10秒以内都能收到预警信息。下一步还将推动接入手机终端,利用手机内置的加速度传感器作为自带的“地震仪”,通过网络汇聚数据,形成信息采集系统。这不仅涉及部门协调和法规问题,还必须确保技术成熟、避免误报。
预警信息接入手机终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进展如何?是需要用户下载额外的App,还是存在其他方式?
地震预警信息实行统一发布。目前,智能手机用户可以直接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以及各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获取官方地震预警信息。此外,华为、小米等手机用户通过在设置中开启地震预警,就能实现强制推送功能,更多品牌手机信息接入正在推进之中。
此外,电视预警目前已在云南、四川等多地开通,但需要电视处于开启状态才能接收。未来,在宾馆等公共场所如果能统一控制电视开关,应该也可以在关机状态下统一开机并强制推送。现在,我们正推广在电梯中应用,目前正在云南、重庆、湖北等地试点,需确保两个不同的系统融合后的绝对安全。这项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
你刚才提到“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需要从空间、工程、社会、制度等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第一,加强空间韧性。先摸清城市里哪里地震风险高,建房子、做规划时尽量躲开或特殊处理;同时留好公园、广场这类地方,平时能休闲,地震时当做应急避难场所、服务应急救援。
第二,加强工程韧性。新房子严格按抗震标准建,老房子做好抗震加固;水、电、气、通信、交通这些城市刚需基础设施,要能扛住地震冲击,坏了也能快点修好恢复。
第三,加强社会韧性。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备足应急物资、做好预案演练、建强应急力量;让大家都懂防震减灾知识,常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社区建邻里互助的网络,培养懂应急的人,专业救援来之前,社区自己就能先开展救援;还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把地震监测、预警、应急决策做得更智能。
第四,加强制度韧性。定好防震减灾的规矩和标准,推动完善城市防震减灾法规制度体系、标准规范体系、保险制度等,明确各方责任。
目前,北京、上海在韧性城市建设方面已开展前期探索,中国地震局也正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选取重点区域做评价试点,目标是使城市具备抗风险能力,即使遭受地震灾害也能保证基本运转,并且快速恢复。
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原副部长姜万荣:建议尽快出台《住房销售管理条例》,逐步推行现房销售,提高商品房预售门槛
建议将《住房销售管理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尽快出台
今年的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基础制度和配套政策建设。能否请你谈谈对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理解,特别是其中的销售制度?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当前,我国住房供求关系发生新的变化,2025年二手房交易占比接近45%,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二手房交易量超过新房,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走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的格局。但我认为,国家层面关于存量房交易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备。
新建商品房销售领域也存在资金监管不足、信息不对称、交易不规范、交付风险突出等问题。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挪用交易资金,导致商品住房无法按时竣工交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虚假宣传,捏造、发布、传播不实的住房价格涨跌等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或者相互串通,操纵、哄抬住房交易价格,或者故意隐瞒住房的重大缺陷,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引发了社会矛盾。
目前,房地产领域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住房租赁条例》《物业管理条例》等,专门规范量大面广的住房销售仅有部门规章,效力层级低,处罚力度不足。
根据改革任务要求,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起草了《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有关意见,将《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分拆成《住房租赁条例》和《住房销售管理条例》。目前,《住房租赁条例》已经出台,建议国务院立法主管部门将《住房销售管理条例》列入立法计划,尽快出台。
如果《住房销售管理条例》能够尽快出台,你认为该条例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来规范住房销售市场、保障交易各方权益?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设计:
具体而言,一是扩大立法调整范围,满足存量提质阶段法律需求。适应房地产交易市场新变化,将存量房交易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同步完善存量房交易和新建商品房交易制度设计,建立存量与增量并重、覆盖全面的住房销售法律制度。
二是健全商品房销售制度,规范交易市场秩序。逐步推行现房销售,完善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制度。提高商品房预售门槛,强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监管额度内的资金在项目交付前只能用于本项目开发建设,并按照工程进度予以拨付。
三是确立实名交易制度,保障交易真实准确。住房出卖人、购买人、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等组织和个人,在发布住房出售信息和求购信息、订立住房买卖合同和经纪服务合同、办理合同网签备案等住房销售活动中,应当使用真实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件号码等身份信息。
四是确立信息披露制度,推动交易公开透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应当披露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信息,以及住房坐落、价格、面积、在建工程抵押等信息。存量房出卖人应当披露住房自然状况、权属状况、抵押状况、其他权利限制状况及影响住房价格的主要信息等。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应当公示商品住房销售信息、存量房核验信息及行业监管信息。
五是确立网签备案制度,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加强住房交易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建立统一房源信息库,完善住房基础信息管理、网签备案、交易资金监管、交易主体审核、信息披露、统计监测等功能。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房地产经纪机构促成的住房销售以及自行成交的住房销售,应当在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住房销售合同网签。住房销售合同网签推荐使用销售合同示范文本,销售合同示范文本由房屋交易管理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六是确立房屋交付制度,提升住房交付品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商品住房按期交付给买受人。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住房时设置样板房的,应当说明实际交付的商品住房质量、设备及装修与样板房是否一致,未作说明的,实际交付的商品住房应当与样板房一致。
七是确立信用管理制度,加强行业诚信管理。建立房地产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结合房地产从业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将从业主体信用状况与销售、融资、信贷、征信等相衔接,及时向社会公布。
“好房子”建设连续第二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据你了解,这一年来,围绕“好房子”建设,住建部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为了顺应人民群众对“好房子”的新期待,住建部坚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主要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等5个方面,全链条推动“好房子”建设。
具体而言,首先是在好的标准上下功夫。去年3月,住建部发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主要从层高、墙体和楼板隔声性能、户门和卫生间通行净宽、不同气候区供暖、空调设置等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去年12月,印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好房子”发展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加强工作统筹,加大推动力度。
其次,在好的设计上下功夫。去年继续举办全国“好房子”设计大赛,从近2000个参赛方案中选出80多个获奖作品,包括新房子设计和老房子更新改造,引导设计师和高校学生针对多样居住需求,精心地、有创意地设计出不同户型、不同面积的“好房子”,让每一平方米都物尽其用、物有所值。
第三,在好的材料上下功夫。加快新型建材研发培育,以“揭榜挂帅”等方式,推动50多类新型建材研发应用,提升建筑材料的保温、隔热、防水、环保等性能。同时,培育绿色建筑新增长点,探索互联网、传感器等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应用。
第四,在好的建造上下功失。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重点企业研究构建“6633”(六不、六防、三省、三要)、“365”(三用、六优、五支撑)等“好房子”建造体系。大力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和装配式装修等新型建造方式,持续提升建造水平,有力保障工程项目质量。
此外,在好的运维上下功夫。一方面,加快建立房屋安全体检、房屋安全管理资金和房屋质量安全保险制度,强化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模式,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解决好人民群众有感的“关键小事”,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更有温度的幸福家园。
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产品进家庭、进楼宇
报告提出,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对此,你认为住建部应该聚焦哪些方面发力?
当前,“好房子”建设已起步成势,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下一步,我认为,住建部要持续加力,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居住生活空间。
具体而言,首先是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推动各地结合实际抓好《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落实,继续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等方面,建立完善支撑体系和工作机制。制定发布《“好房子”建设指南》,推广“好房子”设计大赛成果,有力指导“好房子”建设实践,既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也采用科学方法将老房子逐步改造为“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
其次,加强“好房子”科技攻关。结合多样化居住需求,部署实施一批科技项目,突破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关键技术,打造面向未来的“好房子”项目。建立完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成果库,征集发布“好房子”建设惠民实用技术清单,将更多实用、好用的创新成果推向工程实践,助力惠民安居。
此外,还要推动住房产业链升级。通过“好房子”建设,开辟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赛道。选择具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地区,打造涵盖建材、装修、家居、家电等多个领域的产业集群,并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企业向“好房子”建设集成商转型,创新产品体系和服务模式。充分利用住房科技应用场景广阔的特点,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产品进家庭、进楼宇,实现商业化应用,将住房打造为科技集成应用的重要载体。
上海霖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hanghai Lin Hong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霖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从事产业地产调研、规划、分析、招商及运营的专业性服务机构,其主要从事提升各类产业园、孵化器和加速器的产业能级,以策划、咨询、招商、运营、服务的运维体系建设为业务核心。公司战略定位是以“精耕产业、专注服务”为宗旨,以产业研究、产业分析和产业运营为方向,成为产业园区的战略合作伙伴,搭建完善的产业运营生态链,立志推动园区产业的创新驱动。公司目前运营管理产业园区4个(上海3个、长三角1个),科技孵化器4个(上海3个、天津1个)。总面积在80万平方米,主要产业为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园区入驻企业超过1800家,总产值超过37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