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伦理别再只谈“电车难题”了:真正的问题,是每天都在发生的风险分配

论文: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n risk distribution preference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期刊: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Volume 201, 2025, Article 104695
作者:Sebastian Krügel, Matthias Uhl
DOI:10.1016/j.tra.2025.104695
方向:自动驾驶伦理、风险分配、跨文化实验、社会接受度、AI 治理
核心问题:自动驾驶到底应该如何在行人、骑行者、乘客和其他道路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
自动驾驶伦理,不该总停在“撞谁”这个问题上
一提到自动驾驶伦理,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刹车失灵了,车应该撞老人还是撞小孩?
保护乘客,还是保护路人?
如果事故不可避免,算法应该牺牲谁?
这就是经典的“电车难题”。
它确实很有冲击力,也很适合传播。
但问题是:
真实自动驾驶每天面对的伦理问题,大多数并不是最后一秒“撞谁”。
真实驾驶更常见的是另一类问题:
车应该离骑行者远一点,还是离旁边汽车远一点?
车应该更靠近路边,还是更靠近车道中线?
为了提高通行效率,能不能略微增加某些道路参与者的风险?
面对脆弱道路使用者,系统应该额外保守到什么程度?
这些问题没有电车难题那么戏剧化。
但它们每天都在发生。
因为车辆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在重新分配道路参与者之间的风险。
这篇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2025 的论文,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把自动驾驶伦理从“极端事故选择题”,拉回到了“日常交通风险分配”。
一句话看懂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做的事情可以压缩成一句话:
通过 8 个国家、近 11,000 名参与者的跨文化实验,研究公众希望自动驾驶汽车如何在日常道路场景中分配风险。

它不是问:
如果必须撞一个人,你选谁?
而是问:
在正常行驶中,自动驾驶系统应该如何平衡不同道路参与者的风险?
这就比电车难题更接近真实自动驾驶。
因为真实道路上的自动驾驶系统,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在做“生死二选一”,而是在持续做微小但重要的风险权衡。
这篇论文的核心发现也很反直觉: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自动驾驶风险分配的偏好相当相似。
研究发现,大多数参与者并不支持只最小化事故概率,而是倾向于同时权衡:
这意味着:
自动驾驶伦理的全球共识,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容易建立。
为什么“只最小化事故概率”不够?
很多人会觉得,自动驾驶最简单的原则应该是:
尽可能避免事故。
听起来没问题。
但现实更复杂。
假设自动驾驶汽车在道路中行驶,左侧是一辆汽车,右侧是一名骑行者。
如果它只追求“事故概率最低”,可能会选择离某一侧更近,只要总体碰撞概率更低就行。
但问题是:
同样的碰撞概率,撞到汽车和撞到骑行者的后果完全不同。
汽车有车身保护。
骑行者非常脆弱。
行人更脆弱。
所以伦理决策不能只看:
撞上的概率是多少?
还必须看:
一旦撞上,后果有多严重?
这篇论文的一个关键结论是,绝大多数参与者并不是纯粹按照“最小化事故概率”来判断,而是会权衡事故概率和事故严重性。
这其实很合理。
因为风险本来就不是单一概率。
更完整的风险概念应该接近:
风险 = 事故概率 × 事故严重程度
所以自动驾驶伦理不应该只问:
怎么让事故概率最低?
还应该问:
怎么让整体风险更合理地分配?
这和“电车难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电车难题的典型设定是:
事故已经不可避免。
必须二选一。
选择谁被撞。
但日常驾驶风险分配不是这样。
它更像是:
事故还没有发生。
风险只是概率。
车辆每一个微小动作,都会让某些人的风险升高,让另一些人的风险降低。
举个例子。
自动驾驶车辆在车道里保持行驶时,可以略微靠左,也可以略微靠右。
靠左一点,可能离对向车或旁边汽车更近。
靠右一点,可能离骑行者或路边行人更近。
这时候没有“必撞”。
但风险已经在分配。
这就是论文最重要的视角:
自动驾驶伦理不是只存在于事故最后一秒,而是存在于每一次轨迹规划中。
这对技术系统非常关键。
因为轨迹规划本质上就是在优化代价函数。
而代价函数里怎么设置行人、骑行者、车辆、乘客的风险权重,本身就是伦理问题。
为什么这篇比普通伦理讨论更有价值?
普通自动驾驶伦理讨论经常停留在抽象层面:
应该保护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应该保护乘客还是路人?
机器能不能做道德判断?
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它们离工程系统还有距离。
这篇论文更接近自动驾驶真正要实现的东西:
把伦理问题变成风险管理问题。
也就是说,算法不一定需要在车里写一套“道德哲学规则”。
但它必须有一套风险代价函数。
比如:
- 系统是否允许为了降低一方风险而略微增加另一方风险?
这就从“哲学辩论”进入了“算法设计”。
所以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
它不是讨论自动驾驶在极端事故里该怎么选,而是讨论自动驾驶日常规划中该怎么分配风险。
最有意思的结果:全球差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很多人可能会预设:
自动驾驶伦理肯定因国家和文化不同而差异很大。
比如,有些文化更重视个人权利,有些文化更重视集体利益;有些国家交通秩序更强,有些国家交通环境更混乱。
所以我们可能会以为,不同国家对自动驾驶风险分配的偏好会很不一样。
但这篇研究发现:
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道路风险偏好非常相似。


在国家层面,人们对事故概率和事故严重程度的权衡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这个结果很重要。
因为它意味着,自动驾驶伦理规则未必必须完全按国家碎片化定制。
至少在“日常风险分配”这个层面,可能存在比较稳定的跨文化共识。
这和传统电车难题讨论不太一样。

极端事故场景里,人们的选择可能更容易受到文化、身份、情绪和道德直觉影响。
但在日常风险评估中,人们似乎更容易达成一致:
不要只看事故概率,也要看事故后果。
自动车该不该给骑行者“额外优待”?
这篇论文还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结论:
公众并不倾向于给骑行者超出其脆弱性的额外风险奖励。
什么意思?
骑行者比汽车驾驶员更脆弱。
所以在风险管理中,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考虑骑行者一旦被撞,伤害可能更严重。
这意味着骑行者应该被保护。
但问题是:
是否应该在“更脆弱”之外,再给骑行者额外优待?
论文的结果显示,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参与者希望无条件给骑行者额外特权。
这个结果很微妙。
它不是说骑行者不应该被保护。
而是说:
公众更倾向于按照风险严重性保护骑行者,而不是无条件给骑行者额外特权。
这对自动驾驶风险函数设计很有启发。
合理的做法不是简单写成:
骑行者权重无限大。
而是应该把骑行者的高脆弱性纳入伤害严重程度建模。
也就是说:
保护弱者,但不是无条件牺牲其他参与者。
社会困境为什么在日常风险里变弱了?
自动驾驶伦理里有一个经典“社会困境”。
当人们从社会角度看时,可能希望自动驾驶车保护行人、减少整体伤亡。
但当自己是乘客时,又希望车辆优先保护自己。
这就产生矛盾:
作为社会成员,我希望车更利他;
作为购买者,我希望车更保护我。
这也是自动驾驶商业化最难的地方之一。
但这篇论文发现,在日常风险评估场景中,传统确定性碰撞场景里发现的这种社会困境似乎被削弱了。
这点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日常风险不是“马上牺牲谁”。
它是概率性的、连续的、可分配的。
当问题从“谁死”变成“如何合理分配小概率风险”,公众更容易接受平衡式风险管理。
这说明:
自动驾驶伦理如果一直讲电车难题,反而可能夸大公众分歧。
真正工程化的风险管理,可能比极端伦理实验更容易形成共识。
对自动驾驶算法有什么启发?
这篇论文虽然是社会科学实验,但它对算法设计有直接启发。
自动驾驶系统的规划模块通常会计算一条最优轨迹。
这条轨迹背后一定有代价函数。
代价函数可能包括:
问题是:
这些风险项的权重怎么定?
如果只由工程师拍脑袋决定,就会带来治理问题。
如果完全由企业自己决定,也可能引发公众不信任。
这篇论文的价值是提供了一个方向:
自动驾驶的风险权重设计,应该参考公众对风险概率和风险严重性的共同偏好。
也就是说,伦理不是一个额外模块。
它应该进入:
真正的自动驾驶伦理,不是车内藏着一个“道德按钮”。
而是体现在每一条轨迹的风险代价函数里。
和博弈论有什么关系?
如果从博弈角度看,自动驾驶不是单车决策。
它是多主体互动:
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风险偏好。
自动驾驶车如果过于保守,可能被人类驾驶员频繁加塞。
如果过于激进,公众会认为它不安全。
如果过度保护乘客,行人和骑行者会承担更多外部风险。
如果过度保护外部道路参与者,消费者可能不愿购买。
所以自动驾驶伦理本质上也是一个博弈问题:
风险不能凭空消失,只能在不同主体之间重新分配。
这篇论文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试图寻找一种公众可接受的风险分配规则。
也就是让自动驾驶系统不只是技术上可行,还要社会上可接受。
这篇论文真正的启发
这篇论文最值得学习的,不是样本量大。
虽然 8 个国家、近 11,000 人的样本确实很强。
但真正重要的是它的问题重构:
自动驾驶伦理的核心,不是极端事故中的“撞谁”,而是日常驾驶中的“风险怎么分”。
这句话比电车难题更接近真实系统。
因为自动驾驶系统每天要做的不是哲学选择题,而是连续控制:
左偏 10 cm,还是右偏 10 cm?
保守刹车,还是平稳通过?
离骑行者更远,还是避免压到旁车?
为了通行效率,能否接受更高一点的低概率风险?
这些细节,才是自动驾驶伦理真正落地的地方。
当然,也不能过度神化
这篇论文很有价值,但也不能说它已经解决自动驾驶伦理。
第一,它是偏好调查,不等于法规。
公众偏好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直接替代法律责任、工程安全标准和伦理审查。
第二,问卷场景和真实交通系统仍然有差距。
真实驾驶是动态、多主体、连续反馈系统,不是静态选择题。
第三,跨文化相似性不等于完全一致。
即便总体偏好相似,各国法规、道路环境、驾驶习惯和责任体系仍然不同。
第四,它讨论的是风险分配偏好,不等于完整的自动驾驶安全框架。
真正落地还需要结合感知误差、预测不确定性、轨迹规划、安全冗余、事故责任和保险机制。
所以更准确的评价是:
这篇论文不是给出了自动驾驶伦理标准答案,而是证明“日常风险分配”比“电车难题”更适合作为自动驾驶伦理治理的入口。
如果基于这篇做选题,可以怎么延伸?
这篇论文很适合继续往技术方向挖。
方向一:Risk-Distribution-Aware Planning
把公众风险偏好转成自动驾驶规划代价函数。
不是只最小化碰撞概率,而是同时考虑:
这可以直接接轨自动驾驶轨迹规划。
方向二:Game-Theoretic Risk Allocation
把自动驾驶风险分配建模成多主体博弈。
研究自动驾驶车、人类驾驶员、骑行者和行人之间的风险互动。
核心问题是:
当 AV 更保守时,人类驾驶员是否会利用它?
当 AV 更激进时,社会接受度是否下降?
什么样的策略在安全和效率之间达到均衡?
这条线很适合做“伦理 + 博弈 + 自动驾驶决策”。
方向三:Uncertainty-Aware Ethical Planning
风险分配不能只基于确定预测。
真实系统里,行人轨迹、骑行者行为、周车意图都有不确定性。
所以可以进一步研究:
在预测不确定性下,如何进行伦理风险分配?
这会比静态伦理偏好更接近真实自动驾驶。
方向四:From Survey Preference to Regulation
把公众偏好、交通法规和工程安全指标统一起来。
不是简单问“公众喜欢什么”,而是研究:
哪些公众偏好可以转化为法规?
哪些偏好应该被工程安全标准约束?
企业是否应该公开自己的风险分配策略?
这更偏自动驾驶治理。
总结
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可以压缩成一句话:
它把自动驾驶伦理从“不可避免事故中牺牲谁”的电车难题,转向“日常驾驶中如何分配风险”的算法治理问题。
它的主要启发是:
- 自动驾驶伦理更适合进入风险代价函数,而不是停留在抽象哲学讨论;
- 真正的难点不是“撞谁”,而是“如何让风险分配可解释、可接受、可监管”。
这篇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是:
它把一个看似哲学的问题,变成了自动驾驶规划系统必须回答的风险管理问题。
一句话收尾:
自动驾驶伦理的未来,不在电车难题里,而在每一次轨迹规划的风险权重里。
参考信息
- 论文: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n risk distribution preference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 期刊: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Volume 201, November 2025, Article 104695
- 作者:Sebastian Krügel, Matthias Uhl
- DOI:10.1016/j.tra.2025.104695
- 预印本题名:The global consensus on the risk management of autonomous driving
- arXiv:https://arxiv.org/abs/2501.05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