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辆处于完全自动驾驶模式的汽车在高速上平稳行驶。车主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再抬头时，车辆已偏离车道，迎头撞向护栏。气囊炸开，车主惊魂未定。事后调查显示，事故原因为自动驾驶系统对临时施工路标识别失败，且车主未及时接管。
这不是科幻剧情，而是正在成为现实。随着自动驾驶技术从部分自动化向有条件自动化乃至更高等级迈进，“车是谁在开”的问题，让事故责任的认定变得复杂而模糊。一旦发生事故，板子该打在“人”身上，还是“车”身上？车主又该如何应对，才能避免从“受害者”沦为“责任方”？
自动驾驶事故的责任认定，关键在于事发时车辆处于何种模式，以及法律如何界定驾驶人的角色。
1.人工驾驶模式（L0-L2）：传统侵权责任为主
在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仍是车辆的最终责任人。系统仅是工具，驾驶员必须全程监控路况并随时准备接管。
此时若发生事故，一般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追究驾驶员的过错责任。如果因违反交通规则导致，则可能涉及交通肇事罪；若存在放任危险发生的故意，甚至可能触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自动驾驶模式（L3及以上）：追究产品责任
当车辆在其设计运行条件内启动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系统承担主要动态驾驶任务时，驾驶员的角色更接近于“监督者”或用户。此时，若事故主因被确认为系统自身的设计、制造或算法缺陷，责任追究的重点是汽车制造商或自动驾驶系统提供商。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也就是说，如果证明事故源于自动驾驶系统的缺陷，车主和受害人可以向车企追责。
3.与有过失：人与车的“责任纠缠”
实践中更常见的是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形。例如：
车主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在系统明确要求接管时，车主因分神未及时干预，导致事故。
车主滥用系统：在非设计运行范围强行启用自动驾驶。
在车辆存在缺陷，同时车主也有过错的情况下，法院会根据各方过错的程度以及对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来划分车主与生产者之间的责任比例。这往往成为法庭辩论中界定双方过错的争议焦点。
一旦产生纠纷，最关键的不是“谁说的”，而是“数据怎么说”。行车数据才是还原真相的唯一钥匙。
问题在于，传感器日志、系统状态、驾驶指令等数据通常存储在车企的云端服务器，车主难以直接获取。车企可能以数据属于商业秘密或需配合调查为由控制数据，车主由此容易陷入证据弱势。
2021年施行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要求车企处理重要数据应当依法在境内存储，并需向用户告知收集数据的类型、目的。这为车主维权提供了一定依据，但如何有效调取、解读专业数据，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面对可能发生的自动驾驶事故，车主并非只能被动等待。圣运律师提醒您，事前准备与事后应对，同样关键。
无论原因如何，事故发生后，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设置警告标志，确保现场安全。如有人员伤亡，第一时间拨打120和122。
立即用手机拍照或录像，清晰记录中控屏显示的驾驶模式，仪表盘的车速、故障灯状态，车辆外部环境，自己对车辆发出的指令等。
配合交警调查，客观陈述经过，并务必要求交警在事故认定书中详细注明车辆是否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及当时所处的具体模式。
通知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要求报案。保险公司赔付后，可依法向责任方代位追偿，这可能减轻车主的诉讼负担。
通知汽车制造商/经销商：正式书面告知事故情况，要求其封存相关车辆数据，并配合调查。保留所有沟通记录。
寻求专业帮助：对于重大事故或责任争议明显的案件，尽早咨询或委托在产品质量责任和交通事故领域有经验的律师。律师可协助申请证据保全、向监管部门投诉、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技术鉴定。
维权目标要清晰。是追究生产者的产品缺陷责任，还是在保险范围内解决？如果与车企协商无果，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提起诉讼。
注意，提起产品责任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自动驾驶描绘了未来的出行图景，但其实现需以清晰的责任界定为前提，这需要法律规范、技术标准与保险制度的共同完善。
对于车主而言，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法律框架下，完全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系统，风险极高。保持警觉、了解车辆能力、掌握证据保全方法，是在智能驾驶时代保护自己的必备素养。
技术的车轮滚滚向前，但生命的重量永不减轻。每一次事故都是对规则的拷问，唯有法律的责任之网织得够密、够清晰，才能让自动驾驶真正行驶在安全的轨道上，让每个人都能安心抵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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