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只拼技术了?自动驾驶安全已进入Safety Case时代!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骏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提到，2026年是全球自动驾驶安全监管的结构性拐点，ADS（自动驾驶系统）正式进入Safety Case（安全论证）时代。

让我们跟随李骏院士的视角，一同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

曾经担任中国一汽技术中心总工程师等车企职务的李骏院士表示，汽车最早是人类幸福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中间有一段时间，汽车曾经也成为污染、噪声、事故和能源消耗的载体，与社会发展有一些背道而驰。“我相信，新一轮汽车科技革命会使汽车成为社会发展新的和谐动力。”

李教授认为，研发智能汽车的初衷就是为了降低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智能汽车的自动驾驶安全性就像电动汽车不能着火一样重要。智能汽车的自动驾驶安全性主要难在对于场景识别的精准性、充分性、稳定性和完整性上，“具体到是否有充分识别随机场景的传感技术、数字化计算分析技术、超级芯片等，特别是如何把复杂随机场景的感知系统分解到位。”

“Safety Case并非简单的功能安全或预期功能安全叠加，而是一套覆盖设计、开发、验证、运行、监管全生命周期的结构化安全论证体系。”李教授介绍，联合国WP.29、美国联邦法规、中国强制性标准三大体系已呈现范式收敛。

在李教授看来，监管逻辑从“满足条款”转向“自证安全”，从清单式审核转向系统性论证，核心是要求企业清晰回答：在ODD（设计运行范围，指自动驾驶系统被设计可安全运行的环境、条件与场景边界）内为何安全、论据是什么、支撑数据是什么、依赖前提是什么、残余风险是什么。

“事实上，Safety case最早是在1998年海上油井平台出现事故之后开始启动的，随后应用在航空工业领域等，现在轮到汽车工业了。”李教授表示，Safety Case把航空、核电、海事领域的成熟安全管理逻辑引入汽车行业，本质是应对从“零件失效”到“决策失误”的风险形态跃迁。

李教授介绍，与之配套，中国拟于2027年7月实施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将明确ISMR（投放后监测报告）法定义务，要求车企建立后部署安全管理系统，对车辆全生命周期持续负责。

“未来，自动驾驶安全的监管核心不仅是技术竞赛，更是安全论证能力的竞赛。”李骏教授呼吁，中国车企要重视这一范式变革，建立可验证、可信任的自动驾驶系统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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