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一起交通事故判决引发全网热议：七旬夫妇驾驶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三无”老头乐闯红灯，与正常绿灯行驶的轿车相撞，老两口多处骨折，其后索赔70余万元，法院最终核定赔偿36万元。
事发上海某路口，沈大妈驾驶非标老头乐搭载老伴黄大爷，在未取得驾驶证、车辆未登记上牌的情况下，上路行驶，行至路口时闯红灯横穿马路，与正常绿灯通行的李女士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
事故导致夫妇二人多处骨折，产生多项医疗及相关损失，事后，沈大妈、黄大爷将李女士及车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提出总计70余万元的赔偿诉求。
经交管部门事故责任认定：沈大妈存在无证驾驶、驾驶非标车辆上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三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起主要作用，承担50%责任；李女士行经路口未减速慢行、未尽到充分安全观察义务，承担33.3%次要责任；乘客黄大爷未履行自身安全注意义务，承担16.7%次要责任。
法院审理中，依法驳回原告方关于未实际发生的二期治疗营养费、护理费等不合理索赔项，仅认定实际产生的合理损失，最终按照交管部门责任比例，判决李女士一方赔偿原告共计36万元。该笔赔偿款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保险限额内赔付，李女士个人无需额外承担费用。
我不认为这个判决合理。“生命权高于路权”这种口号当然没错，但也只能在双方都无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来这么比较。
从交警定责的结果来看，老头老太是主责， 而轿车司机也有责任，仅仅没有注意观察和采取必要措施，却背负了三分之一的责任，这就是交警和稀泥了。轿车有保险，老头乐无牌无保险，就多赔一些。
产生的结果就是，全社会所有的机动车都来为老头乐驾驶者的违法行为买单，36万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保险公司出的，保险公司可不是做慈善，他们的钱是从机动车主手上收的，这笔钱的一部分最终会转嫁到所有人头上，因为保险的本质是风险共担。
而所谓“李女士个人无需额外承担费用”，也是春秋笔法，糊弄人的鬼话。今年有出险，明年保险费百分之百会上涨，那谁来承担保险费上涨的损失？这案件仅仅是老头乐老头老太的损失，请问李女士的车辆谁来维修？维修费谁来承担？
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交警，其错误在于:
1.老头乐本来就不合法，交警为啥允许上路？而且显然这不是第一次上路，也不是路上的第一台，那么为啥一直不处理？
2.闯红灯况下，交警你们让正常行驶的司机怎么处理？ 证照齐全、正常通过路口、无任何过错就已经背负三分之一的责任，随时都有可能被判个次要责任，那是不是不管有人没人红灯绿灯，到路口就先一脚刹死再望左望右，再五迈速度龟速通过路口？
3.真发生交通事故了，交警你们能不能正确定责而不是按闹定责？
来看下广州交警对于类似事件是怎么处理的：电动自行车横穿马路闯红灯，与汽车相撞，交警判定电动自行车全责！
生命权肯定是大于路权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在任何时候，生命权最大。但是这个案例里面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老夫妻不是未成年人，他们十分清楚老头乐是违法的，闯红灯也是违法的，并且他们也十分清楚开老头乐闯红灯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他们抱有侥幸心理，因为他们可能闯过很多次， 都没有出事，所有闯红灯成了他们的习惯。
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在客观上已经放弃了生命权，轿车司机在主观上也没有剥夺他们生命权的意图，只是按照规则行使自己的而已。司机撞了自己客观放弃生命权的人， 应该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每个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老头老太也不能例外。
反对判决结果的声音，大多来自普通民众的朴素公平观，在大家看来，老夫妇的多重违法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轿车司机的轻微疏忽，却承担了三分之一的责任，这样的比例划分，不仅突破了大众对“过错与责任匹配”的认知，更可能变相传递“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负面信号。
老夫妇的多重违法是严重的，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根本原因，却仅担三分之二的责任，难以服众。
沈大妈驾驶的“老头乐”无牌无证、无上路资质，本身就是违法上路，再加上闯红灯这一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属于“双重违法”，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且根本原因。而黄大爷作为乘车人，不仅未系安全带，还未制止驾驶员的危险行为，也存在明显过错。
反观轿车司机，只是绿灯通行时未减速观察，属于轻微的操作疏忽，并非故意违规，二者的过错程度天差地别，但最终老夫妇一方合计担责66.7%，轿车司机担责33.3%，这样的比例划分，让很多人觉得“违法的代价太低，疏忽的惩罚太重”。
从法律角度，33.3%的责任比例远超“无过错赔偿上限”，违背大众对公平的认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机动车无过错时的赔偿上限为10%，这一规定本就是对生命权的特殊保障，也是大众所能接受的“合理让步”。
但本案中，仅因“未减速观察”这一轻微过错，责任比例就从10%飙升至33.3%，翻了三倍多，这让很多人质疑：轻微过错的责任，为何会远超无过错的责任上限？这样的判决，是否模糊了“无过错”和“有过错”的责任边界，让“生命权优先”变成了“弱者无责”的挡箭牌？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一判决加剧了“风险转嫁”的悖论，让守法者寒心。现实中，“老头乐”的监管漏洞早已成为交通乱象的重灾区：生产商以“园区代步车”规避监管，销售商宣称“无需驾照、保险”，让大量三无“老头乐”涌上公共道路。
这些车辆的驾驶者大多缺乏交通规则意识，闯红灯、逆行、乱穿马路屡见不鲜，而一旦发生事故，又会出现两种极端情况：若“老头乐”撞人，肇事者因无保险、无赔偿能力，让受害人自认倒霉；若“老头乐”被撞，却能依据“生命权优先”让有保险的机动车方赔偿。
近年来，三无“老头乐”撞人事件屡见不鲜，老头乐撞人后，往往无力赔偿，给普通百姓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老头乐已成为马路上行驶的危险品。
这场上海的事故，正是这一悖论的典型体现，老夫妇违法上路被撞，最终却由守法的机动车方承担近三分之一的责任，让很多人觉得，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反而成了“待宰的羔羊”。
法律的公平，不仅要体现在对生命权的保障，更要体现在对违法行为的惩戒，若让轻微疏忽的守法者，为严重违法的过错方买单，不仅会撕裂社会对规则的信任，更可能让更多人无视交通规则，形成“违法无所谓，出事有人赔”的不良导向。
争议背后，不是对错之争，是规则与现实的错位这场全网争论的核心，从来不是判决本身的合法与否，也不是正反双方的观点孰优孰劣，而是现行的交通规则和法律适用，与当下“老头乐”泛滥的现实情况产生了错位，而这种错位，让“生命权优先”和“规则公平”这两个本应相辅相成的原则，变成了看似对立的矛盾体。
“生命权优先”和“优者风险负担”原则，是针对传统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所设立的，其前提是所有交通参与者都处于相对规范的监管体系中。
但如今的“老头乐”，却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它既不属于合法的机动车，无法上牌、投保、考取驾照，也不属于自行车等标准的非机动车，不受非机动车的行驶规则约束，成为了马路上的“法外之徒”。
这些车辆的驾驶者，既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也缺乏基本的交通规则意识，其违法上路的行为，本身就打破了交通参与的公平基础。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将适用于规范交通参与者的法律原则，套用于违法上路的“老头乐”，自然会让守法的机动车方觉得不公。
大众对“规则公平”的诉求，本质上是对“违法必究、责罚相当”的期待。人们并非反对生命权优先，而是反对“以生命权为借口，让违法者逃避应有的惩罚”；当然，人们也并非要求机动车方无责，而是希望责任划分能与过错程度相匹配，让严重违法者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让轻微疏忽者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上海这起事故的争议点，恰恰在于责任比例的划分，与大众心中“责罚相当”的期待产生了偏差，而这种偏差，又因“老头乐”的监管漏洞被无限放大，最终引发了全网的情绪共鸣。
我们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在“生命权优先”和“规则公平”之间二选一，而是让这两个原则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点——既不让守法的交通参与者，为他人的违法行为买单，寒了遵守规则的心；也不让鲜活的生命，因一次轻微的疏忽就无人问津，漠视了生命的价值。
而找到这个平衡点的关键，从来不是修改法律原则，而是补齐监管的短板：尽快明确“老头乐”的法律属性，要么将其纳入机动车管理，强制上牌、投保、持证驾驶，让其合法上路、依规行驶；要么坚决禁产禁售非标“老头乐”，从源头杜绝违法上路。
同时，加强对交通参与者的教育和惩戒，让老年人知道违法上路的危害，让机动车驾驶员牢记注意义务，让每一个人都敬畏规则、尊重生命。
唯有如此，才能让“生命权优先”成为对生命的守护，而非对违法的纵容；让“规则公平”成为对守法的褒奖，而非对疏忽的苛责，让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能在马路上感受到公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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