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一天,网约车真的全部实现了自动驾驶。
没有司机了。方向盘后面空荡荡的,座椅上没有人,只有传感器、摄像头和持续运转的算法。乘客上车,扫码,出发,下车——全程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眼神,没有一句“师傅辛苦了”。
这个场景,离我们越来越近。武汉的开发区里,Robotaxi已经开始接单;北京的亦庄,无人车在特定区域穿梭;广州南沙,小马智行的车队已经跑了数百万公里。
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网约车全部自动驾驶——我想问一个问题:
算法还会存在吗?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傻。自动驾驶本身就是算法驱动的,没有算法,车怎么动?但我想问的不是“算法技术会不会存在”,而是“算法作为一种控制逻辑,还会不会存在”。
换句话说:当“人”从网约车的生产环节消失之后,算法针对的对象变了,它的存在形态和功能会不会也发生根本变化?
一、今天的算法,到底在控制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在今天的网约车行业里,算法控制的对象是什么?
答案是:人。
更准确地说,是司机。
平台的核心算法主要有三类:
派单算法——决定谁接单、接什么单、接多少单。它的控制对象是司机:通过派单权,平台决定司机的收入、工作强度、接单区域。
定价算法——决定乘客付多少钱、司机拿多少钱。它的控制对象是价格,但价格最终影响的是司机的收入预期和接单意愿。
评价算法——决定司机的服务分、口碑值、活跃度。它的控制对象是司机的行为:通过分数这个“指挥棒”,平台引导司机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
这三类算法的共同点是什么?它们都在处理“人”的不确定性。
司机是活的。司机会偷懒,会拒载,会挑单,会抱怨,会组织起来抗议。司机会累,会困,会有情绪,会今天想多跑明天想休息。这种“人的不确定性”,是平台需要控制的核心对象。
用前文引用过的概念:平台通过操纵劳动者的“市场生计不确定性”来提升治理效能——让劳动者在一次次获取订单的过程中持续内化平台规则。司机不需要被直接管理,算法管着市场,市场管着司机。
所以,今天的算法,本质上是一种劳动控制技术。
二、人消失之后,算法控制谁?
现在,把“人”拿走。
全部自动驾驶。司机消失了。那些让平台头疼的“人的不确定性”——偷懒、拒载、挑单、抱怨、组织抗议——全都没有了。
算法还控制谁?
第一个对象:车辆。
但车辆是死的。车辆不会偷懒,不会抱怨,不会组织起来抗议。车辆只会按指令行驶,按调度接单,按设计报废。控制车辆,本质上是“调度问题”,不是“治理问题”。调度问题可以用运筹学解决,不需要那种“让劳动者内化规则”的控制技术。
第二个对象:乘客。
乘客还是活的。乘客会取消订单,会给差评,会投诉,会逃单,会在车上吐。乘客的不确定性,依然需要算法来应对。但乘客的不确定性和司机的不确定性,性质完全不同。乘客是“消费者”,不是“劳动者”。控制消费者的算法,是营销学、行为经济学、用户体验设计的范畴,不是劳动控制的范畴。
第三个对象:系统自身。
系统需要自我优化。算法要迭代,模型要训练,效率要提升。但这种控制是技术层面的,不是社会层面的。它针对的是“代码”,不是“人”。
所以结论是:当司机消失,算法的核心控制对象就消失了。 剩下的,是技术优化问题和用户体验问题,不是劳动控制问题。
三、算法还在,但性质变了
这并不意味着“算法不存在了”。算法当然还在。自动驾驶车辆需要路径规划算法,需要避障算法,需要决策算法。平台需要调度算法,需要供需匹配算法,需要定价算法。
但这些算法的性质变了。
从“控制人”的算法,变成了“控制物”的算法。
从“对付不确定性”的算法,变成了“处理确定性”的算法。(当然,路况本身不确定,但那是环境的不确定,不是人的主观行为的不确定。)
从“权力技术”,变成了“技术本身”。
这个区别很重要。
今天的司机之所以感到被“算法剥削”、被“算法控制”、被“算法压迫”,不是因为算法本身邪恶,而是因为算法被用来控制人。当人被控制时,会产生愤怒、委屈、无力感、反抗的冲动。当物被控制时,不会。
自动驾驶时代,算法可能依然决定着谁先接单、谁后接单、谁多接单、谁少接单——但这些“谁”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代码里的一串ID。它们不会在群里抱怨,不会组织停运,不会在充电站里骂平台黑心。
算法还在,但它的社会性质,彻底变了。
四、权力消失了吗?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当算法不再控制人,权力就消失了吗?
不一定。
权力的形态会变化,但不会消失。
第一种权力:平台对车辆资产的控制。
谁拥有这些自动驾驶车辆?是平台自有,还是租赁公司,还是个人投资者?如果是平台自持,那么平台就拥有了完整的资产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体现在对车辆的采购、部署、维护、报废的全链条管理上。这和今天平台“不拥有车辆”的模式完全不同。
第二种权力:平台对数据资产的垄断。
自动驾驶车辆会产生海量数据:路况数据、乘客行为数据、车辆状态数据。这些数据归谁?平台会不会利用数据优势,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这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经典问题,在自动驾驶时代依然存在。
第三种权力:平台对基础设施的掌控。
路侧单元、充电网络、云端算力——这些构成了自动驾驶的基础设施。谁掌握这些,谁就掌握了行业命脉。
第四种权力:平台对规则的定义权。
自动驾驶时代,平台依然定义着服务的规则:怎么定价、怎么调度、怎么处理投诉、怎么保障安全。这些规则仍然影响乘客体验、社会运行、城市交通。
所以,权力没有消失。它只是从“控制劳动者”,转移到了其他领域。
五、劳动者的消失,是权力的胜利还是失败?
从资本的角度看,自动驾驶是终极的梦想:再也没有那个麻烦的“人”了。
不需要管理司机情绪,不需要应对罢工抗议,不需要操心社保工伤,不需要被“服务分”“抽成透明”这些破事缠身。资本终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生产,没有任何劳动者的干扰。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动驾驶是资本对劳动者的终极胜利。
它用技术手段,把“人”这个最大的变量,彻底从生产环节中剔除。剩下的,只有听话的机器、可预测的算法、可控制的资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劳动者的反抗是这种追求的最大障碍。如果劳动者被移除,障碍就消失了。资本可以肆无忌惮地榨取剩余价值——虽然这时候“剩余价值”的定义可能需要重新讨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资本的某种失败。
因为权力需要对象。没有对象的权力,是空洞的。当资本彻底消灭了劳动者,它也就失去了施展控制技术的舞台。那些精妙的算法——服务分机制、派单策略、奖惩规则——全部失效,因为没有司机需要被激励、被惩罚、被驯化。
资本可能赢了对劳动者的战争,但赢完之后,发现自己无事可做了。
只剩下冰冷的算法,调度着冰冷的车,服务着——仍然活着的人。
六、人还在,但不再是“劳动者”
等一下,有人还在。
乘客。
乘客还是人。活生生的人,带着各种情绪、各种需求、各种不可预测的行为。
自动驾驶时代,平台面对的不再是“劳动者+消费者”的双重对象,而是单一的“消费者”对象。但消费者同样需要被“管理”——虽然管理方式不同。
乘客会取消订单,会给差评,会投诉,会逃单。这些行为需要算法来应对。但区别在于:乘客的“不配合”不涉及生产环节,只涉及消费环节。平台可以通过押金机制、信用体系、黑名单等方式来处理,不需要那种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全景敞视”式控制。
更重要的是,乘客和平台之间,不存在“剥削”关系。乘客付钱买服务,平台提供服务,交易结束。乘客不会说“平台剥削了我”,只会说“服务不好”“价格太贵”。
所以,自动驾驶时代,平台面对的“人”,是消费者,不是劳动者。消费者需要被满足,不需要被控制。
七、回到问题:算法还会存在吗?
现在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
是的,算法还会存在。自动驾驶车辆需要算法来驾驶,平台需要算法来调度,乘客需要算法来匹配服务。
但那个让无数司机愤怒、委屈、绝望的“算法”——那个派单不公、抽成不明、评分不透明的算法——不存在了。
不是因为平台变善良了,而是因为它不需要了。
当“人”从生产环节消失,控制人的技术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剩下来的,是纯粹的技术优化问题,不是社会控制问题。
这对司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从个体角度看,当然是坏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彻底失去了这份工作。那个递包子的老太太,再也遇不到李师傅了。
但从行业角度看,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异化的终结”——当劳动不再存在,劳动的异化也就消失了。剩下的,是纯粹的技术系统、纯粹的服务交易、纯粹的人机关系。
这不是一个乌托邦。这只是一个技术演进的逻辑结果。
八、一个没有司机的世界,值得向往吗?
最后,允许我跑一下题。
当我们讨论“自动驾驶取代司机”时,我们往往只讨论效率、成本、技术可行性。但很少有人问:一个没有司机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司机不只是“劳动力”,不只是“运力供给者”。司机是这个城市里,你每天遇到的最多的陌生人。他们和你短暂共处一个狭小空间,送你一程,有时聊几句,有时沉默。他们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是陌生人社会里最日常的接触点。
如果这些接触点全部消失——如果每一辆车都沉默地来、沉默地走、沉默地把你送到目的地——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就业岗位”,不只是“低成本出行”。
我们失去的,是城市里最后一点陌生人的温度。
李师傅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很久:
“那包子热乎着呢。不是微波炉打热的,是人手暖热的。”
这东西,算法学不会。自动驾驶车,也学不会。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自动驾驶网约车”时,请别忘了——我们讨论的,不只是技术升级、效率革命、成本优化。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关于“人是否还需要被需要”的问题。
算法还会存在。但人,可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