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10日上午，天气晴朗。英国海外航空781号航班从罗马起飞，预计2小时37分钟后抵达伦敦。
起飞26分钟后，飞机到达万米高空，与地面失去联系。
10时57分，一群在厄尔巴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意大利渔民，看到一架飞机残骸从天而降，落入海中。
机上35人无人生还。
仅3个月后，由南非航空运营的201号航班，从罗马飞往开罗途中失联。残骸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海域被发现，机上21人全部遇难。
这是航空史上的两起悲剧。悲剧的根源，来自当时人们毫无概念的“金属疲劳”。
失事的两架飞机都由英国德·哈维兰公司制造，型号均为DH-106 “彗星”1型喷气式客机。
彗星号客机是航空史上第一代喷气式客机。过去，飞机采用活塞螺旋桨发动机，通过热能带动螺旋桨，借空气的反作用力飞行。
喷气式客机属于当时的颠覆性创新。它通过高温高压燃气高速从尾喷管喷出，产生强大推力。
比起最快的螺旋桨飞机，喷气式客机速度还要快出100-200 公里/小时。
而且，螺旋桨飞机极度依赖空气密度，只能飞行在3000-8000米空域。喷气式客机在万米高空的平流层效率更高，可以飞越大部分恶劣天气。
但由于失事率高，人们恐慌弥漫，甚至将飞机称为“飞行棺材”。
德·哈维兰公司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么先进的技术，怎么会失事呢？
经过调查和几千次的模拟实验，发现问题出在小小的舷窗上。
飞机刚诞生时，窗户设计和我们的房屋窗户一样，都是方形的。
但随着喷气式客机把飞行速度和高度提上来，在飞机起降时，机舱内需要不时增降气压，保证乘客的舒适度。
不断增降气压，机体也会无形中弯曲和伸缩。根据物理力学原理，压力会堆积在尖锐的角度。此时，方形舷窗的方角，成为应力集中的部位。
反复变化的应力作用下，应力高度集中的方角处，材料内部会萌生出一个肉眼无法察觉的微小疲劳裂纹。
裂纹在每次飞行中都会“生长”一点点，一直“潜伏”着，直到某个临界点——机身蒙皮会在方角处突然撕裂，压力从破口处冲出，客舱内爆炸性减压，机身瞬间解体。
波音公司做了个小小的改进，将飞机舷窗从方形设计成圆形，使应力平均分散到舷窗的各个部位。
再也没有出现类似事故。
时间证明一切。喷气式客机没有退出舞台，反而成为现代客机的主流选择。
但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回顾人类历史上，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都不是一帆风顺，无不伴随着“成长的阵痛”。
也许会有疑惑、争论，但前进的趋势不会改变。
现在，自动驾驶面临着同样的局面。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它的成长也多有波折，怀疑的声音从未远去。
它足够具备颠覆性，也很难。难就难在，新技术应用后，不知道那个“撕裂的舷窗”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驾驶中有无数个“长尾场景”，那些“罕见”“高复杂”“高不确定性”的场景：
一个突然闯进的动物、极端的暴雨天气、前方翻倒的货车……这些“长尾场景”发生概率极低，但千变万化，难以一一穷尽。
这也是为什么，武汉要“大胆”放开测试。截至2025年底，武汉全市开放测试道路里程达3829公里，辐射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其中，武汉经开区实现全域开放。
当前自动驾驶的阶段，正在以最小的代价，寻找到最多有可能会“撕裂的舷窗”，即使这个可能性仅为万分之一。
去年12月，美国旧金山因变电站火灾引发大规模停电，导致交通信号灯大面积失效。信号灯失效了，如果是人作为司机就会堵一把，开过路口，赌不会撞上其他车辆或行人。
但自动驾驶系统不会赌。当时，多辆Waymo自动驾驶汽车采取的策略是——危险警示灯开启闪烁，停下来。这也造成了不少路面的堵塞。
“很呆”、“很怂”，但无人伤亡。
今天，人们努力把阵痛的代价降到最低、最低。
飞机和汽车的创新，容错率极低。很多人不知道，飞机和汽车有着成熟的“安全冗余”设计体系。
比如，汽车的“大脑”有多套独立的计算架构，动力系统设置了多台电机，一台故障后另一台可以继续提供动力，还有传感器冗余、通信冗余、电源系统冗余等等。“冗余”是关键备份，保证单一故障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在所有可能“撕裂的舷窗”被发现、被重新设计前，我们希望——
无人伤亡。
同样重要的是，不因为发现一扇可能“撕裂的舷窗”，就停下往前的脚步。
因为趋势就在那里，不会改变。如同70年前，喷气式客机的诞生，纵有波折，终成主流。
当下，守住底线，敢于试错，就是最好的答案。
文/九派新闻记者 柴归
编辑 肖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