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要考虑看得明白，听的时候要考虑听得清楚，脸上的颜色要考虑温和，自己的容貌态度要考虑端庄恭敬，说出的语言要考虑忠诚老实，对待工作要考虑严肃认真，遇到疑问时要考虑如何向别人请教，将要发怒时要考虑发怒后有什么后患，见到可以得到的名利要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得到。”
这简短的九个词语，并非刻板的道德训诫，而是一套完整、精密且极具操作性的内在“导航系统”。自孔子提出以来，它便成为历代君子修身的核心法门，为立身处世标注了九个必须反复审察的“思维坐标”。它从感官认知到行为仪表，从事务处理到心念把持，构建了一个理想人格的动态平衡体系。古代学者如邢昺、朱熹、程颐等，皆视其为“思诚之学”的切实功夫，近现代思想家则从中发现了对抗精神惰性、实现自我主宰的现代价值。下面，让我们一同激活这套古老的系统，看它如何引导我们穿越古今的生命迷津。
认知的校准：眼与耳的觉醒
导航始于对环境的准确感知。孔子将“视思明，听思聪”置于九思之首，意在强调一切判断与行动的基础，在于清醒而明智的认知。
“视思明”：是洞察本质的智慧。 它不仅是“看见”，更是“看清”与“看透”。朱熹在《朱子语类》中阐释，其根本在于“思诚”，在于内心本具的“天理”不被私欲所蔽，如此方能“见微知著”，直达事物本质。王阳明格竹七日，所“思”者正是竹所蕴含的“理”。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每日“视”海量资讯，真伪杂糅，尤需“思明”。这要求我们像一位严谨的史家，穿透现象迷雾，追溯信息源头，辨别观点与事实，不被片面之辞或情绪煽动所惑。程颐强调“九思各专其一”， 专注于“视”的功夫，就是训练我们穿透表象的洞察力。
“听思聪”：是兼收并蓄的胸襟。 它不仅是“听到”，更是“听懂”与“听全”。邢昺《论语注疏》解“听远为聪”，即能听取不同层面、不同立场的声音。 唐太宗李世民与诤臣魏征的故事，是此思的完美注脚。魏征直言常触龙鳞，而太宗能“思聪”——克制本能的抗拒，从中听取治国良策，此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实践。今日沟通，我们更需“听思聪”：在会议中倾听不同部门的立场，在家庭里体察亲人未明说的关怀，在舆论场里关注沉默的声音。如近人所言，这首先是一种“智”的体现，是“君子知几”的先决条件，让“听”成为理解与联结的桥梁，而非自我肯定的回音壁。
行为的镜像：色貌言事的修炼
内在修养，必外化为待人接物的风范。“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这四思构成了君子外在行为的四重规范，也是“礼”的精神在具体情境中的生动体现。
“色思温，貌思恭”：是神情仪态间流淌的仁德。 “色思温”要求面容如春日暖阳，和煦可亲。这并非技巧性的微笑，而是内心仁厚、平和自然的外显。谢良佐认为，九思是通过时时自省以达到“从容中道”的境界，“色温”正是这种从容的外化。 北宋大儒程颢，有“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典故，其色之“温”，源于内心湛然澄澈，故能从容中道。“貌思恭”则要求体态如肃穆山岳，端庄敬慎。 它指向对人事、对规则的敬畏之心。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使“貌恭”制度化，确立了秩序的庄严。程颐指出，此二者关乎“礼”的践行，是内在敬意形于外的必然结果。
“言思忠，事思敬”：是言行处事中承载的信义。 “言思忠”，此“忠”指忠于本心，言必有中，信守不渝。《论语注疏》解为“不可隐欺”，即言语要诚实无妄。 楚汉季布“一诺千金”，便是“言忠”的极致。在约定易毁的当下，“言思忠”提醒我们：出口之言，即是人格的抵押。“事思敬”，则是对所从事之业的全神贯注与价值认同。朱熹强调“思敬”是“执事”时的“谨敬”，反对“惰窳yǔ”（懒惰）。 明代李时珍耗费二十七载修《本草纲目》，其“事敬”精神，使一部著作光耀千秋。近人将之理解为“敬业精神”，无论岗位高低，“敬”是将平凡淬炼为卓越的不二法门。
处世的关口：疑、忿、得的抉择
人生航道总有迷雾、风浪与诱惑。“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三思，是君子穿越关键关口的智慧锦囊，涉及“智”的运用与“义”的坚守。
“疑思问”：是求真路上的谦逊灯塔。 它是以开放之心，承认认知局限，主动探求。《论语注疏》直言“当思问以辨之”，有疑必问是君子的本分。 清代官员胡文照，翻修祖居时主动“作退一步想”，这一“问”（寻求化解邻里纠纷之道），非为示弱，而是更高明的包容智慧。吕子评语强调，九思需“平素涵养”与“临事省察”相结合，“疑思问”正是临事时关键的省察功夫。
“忿思难”：是情绪深渊前的紧急护栏。 “忿”是人之常情，但君子需在怒火升腾时，思及其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邢昺注“不可轻易，当思其后得无患难乎”，此思旨在避祸。 韩信忍胯下之辱，是“思难”而保长远；项羽垓下愤而不思，终致乌江自刎。当代学者如樊登指出，九思是防止我们进入“自动驾驶”状态，被欲望或情绪主宰。“忿思难”正是夺回情绪主导权的关键制动。
“见得思义”：是利益迷雾中的道德罗盘。 它关乎面对一切“所得”时的终极抉择。朱熹解为“思义然后取”，程颐亦强调“不苟得”，这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实践。 东汉杨震“暮夜却金”，以“天知神知”拒贿于暗室，其“思义”之纯粹，铸就千古廉吏标杆。在物质丰裕的今天，华杉等学者将“见得思义”与曾子“三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相联系，视其为日常修身、防腐拒变的重要环节。
“君子有九思”，这九个坐标点，勾勒出的是一幅动态、内省、不断自我完善的君子人格航图。从邢昺、朱熹的义理阐发，到谢良佐、程颐的心性功夫，再到吕子强调的涵养与省察并重，古代注疏为我们揭示了其深厚的哲学根基。而现代阐释，则将其转化为对抗思维惰性、提升专业素养、守护道德底线的鲜活智慧。
它不仅是古典的修身心法，更是现代人安顿身心、敬业乐群、构建信任的宝贵资源。在算法试图定义偏好、快节奏挤压思考空间的今天，主动践行“九思”，便是以古典智慧为燃料，点燃我们内心的理性与良知之灯，在这纷繁复杂的时代浪潮中，稳稳驾驭自己的人生航船，驶向更为澄明、从容与有义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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