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上演了一幕极具戏剧性的场景:
Waymo和特斯拉——这两家全球自动驾驶领域最耀眼的明星公司、竞争对手,以一种近乎“危机公关”的姿态,向国会议员们发出警告:美国再不努力,中国就要来定义自动驾驶的未来了。
Waymo首席安全官说中国是“直接威胁”,特斯拉的副总裁说得更直白:如果不领先,中国将成为“技术、标准和全球市场的定义者”,乃至“21世纪交通运输的主导者”。
这番言论,如果放在五年前,可能会被当作危言耸听。但放在2026年的今天,却是对一场深刻的格局变迁的敏锐感知。
这场听证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棱镜,来透视中美两国在这场世纪技术竞赛中,正在走上两条怎样的不同道路,以及“定义权”之争的焦点,究竟在哪里。
无人车来也(公众号:无人车来也)和大伙儿聊聊这个事!
(参考阅读请点击
《自动驾驶复刻“大航海时代”:中美双极引领、区域市场崛起,全球格局下的“新大陆争夺”?》)

听证会的背景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Waymo和特斯拉在竭力用数据证明自动驾驶比人类更安全(Waymo称严重伤害事故减少10倍,特斯拉称其车事故率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他们被传唤的直接原因,却是近期的安全事故:Waymo的车辆在小学附近撞伤儿童,特斯拉的FSD正因数十起事故报告被调查。
这精准地揭示了美国自动驾驶产业面临的核心困境:
在技术理想主义与复杂现实、激进创新与公共安全、企业扩张与立法滞后之间,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企业的逻辑是线性的:我们有数据证明更安全,请给我们更宽松的法规和更广阔的路权,让我们跑得更快。
但立法者和公众的逻辑是网状的:每一次具体事故(尤其是在学校区域涉及儿童)所带来的信任冲击,都可能抵消一万份完美的安全报告。
这种“一丑遮百俊”的公众心理和审慎的立法程序,构成了美国技术商业化落地的“减速带”。

Waymo和特斯拉呼吁国会立法“松绑”,本质上是在呼吁一套全国统一的、前瞻性的规则,以结束目前各州各自为政、政策不确定的碎片化局面。
然而,在涉及人身安全的重大议题上,达成这种政治共识的难度极高。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悖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其技术大规模落地应用的制度跑道,却铺设得异常缓慢且坎坷。
反观中国,自动驾驶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技术一定全面领先,而是在 “将技术转化为规模化应用”的体系和速度上,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1. 政策与产业的“同频共振”。
与美国的联邦层面立法僵局不同,中国采取了“中央定调、地方先行先试”的策略。
从北京、上海、深圳到武汉、长沙、黄石、常州,各地政府积极出台区域性测试和运营管理办法,开放测试道路,甚至将自动驾驶纳入“新基建”和“人工智能+”的战略框架。
这种“自上而下”的战略决心与“自下而上”的场景创新相结合,为企业提供了相对清晰且不断优化的试验田。
美国企业在听证会上苦苦哀求的“可预测的监管环境”,在中国的一些先锋城市已经成为现实。

2. “场景为王”的务实主义。
中国的自动驾驶玩家,显示出一种惊人的务实精神。
他们没有全部挤在Robotaxi这一条最艰难的路上,而是像“游击战”一样,分散到各个能快速产生商业价值的细分场景:
物流:新石器、九识、白犀牛等公司的无人配送车已规模化运营,处理着真实的快递和商超订单。
文旅:“萝卜快线”在10个城市将无人车变成移动的旅游产品。
港口/矿山:伯镭科技、希迪智驾、易控智驾、等在封闭场景实现无人化运营,降本增效立竿见影。
公共出行:多家公司的RoboBus已在特定线路提供接驳服务。
中国公司正在定义自动驾驶的多元价值:它不仅是“无人出租车”,更是“智能配送员”、“移动展厅”、“矿卡司机”……
3. 产业链与生态的“集群优势”。
正如之前黄石案例所揭示的,中国强大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如PCB、激光雷达)、锂电池等完整产业链,为自动驾驶提供了成本可控、快速迭代的硬件基础。
科技巨头(如腾讯、百度)的深度入局,则带来了资本、数据和生态协同。
这种从芯片、传感器、算法到整车制造、场景运营的密集协作网络,构成了强大的系统性竞争力。
当特斯拉警告中国可能成为“标准和全球市场的定义者”时,它指的究竟是什么?
1、技术标准与数据标准:
谁的路测数据更丰富、更多元(涵盖更多城市场景、极端天气、交通行为)?谁的仿真测试标准更权威?谁的“车路云一体化”系统架构更有可能成为行业范本?
中国凭借广阔、复杂的道路环境和积极的测试政策,正在生成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具多样性的自动驾驶场景数据库,这对其算法进化至关重要。
2、商业模式定义:
自动驾驶的未来形态是什么?
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以私家车为载体渐进演进的“影子模式”路径,还是以Waymo、中国Robotaxi公司为代表的、直接提供出行服务的“运营车队”路径?
或是中国蓬勃发展的、与各行业深度结合的“B端垂直解决方案”路径?
不同的商业模式,将定义不同的技术发展重点和产业链结构。

3、市场与用户习惯定义:
当数千万中国用户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呼叫无人车送快递、游览景点时,一种新的出行和消费习惯正在被塑造。
这种大规模的用户接受度和使用黏性,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定义权。
Waymo和特斯拉在听证会上的“中国警告”,与其说是技术恐惧,不如说是一种 “发展模式焦虑”。
美国的模式是:技术突破 → 资本推动 → 法律与伦理辩论 → 缓慢的公众接受 → 商业化。
它强调个体创新、法律程序和市场自由选择,但过程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的模式更接近于:战略引导 → 技术攻关与场景试点并行 → 政策快速适配 → 规模化应用与迭代 → 形成生态。
它强调国家战略、产业协同和应用牵引,在动态调整中追求速度和规模。

这场竞赛,并非一场简单的“零和游戏”。
但它清晰地表明,自动驾驶的未来,不再仅仅由实验室里的算法精度决定,而越来越由“技术整合进社会经济肌理的速度与深度” 决定。
美国拥有顶尖的创新引擎,但可能需要为这台引擎铺设更顺畅的跑道。中国拥有强大的应用场景和基建能力,但需要持续夯实底层原创技术的基石。
总之,无人车来也(公众号:无人车来也)认为:
最终,谁将“定义”自动驾驶?或许答案不是二选一。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能率先将技术创新无缝转化为安全、普惠、高效的社会服务与生产力的体系,将在塑造未来交通图景中,拥有无可争议的巨大话语权。
车轮上的竞赛,早已驶离了单纯的实验室,开进了复杂的城市街道与更广阔的国家发展叙事之中。
亲!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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